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罗理恒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环保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要素配置视角的数值模拟分析》的论文，该文构建一个连续时间的随机异质性企业家模型，以中国现实经验数据为基础，利用数值模拟方法，深入剖析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响及其核心机理，并细致考察环保财政的TFP效应和环境效应。该研究对于环保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应当持续扩大、环保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方向、环保财政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等一系列重要议题的探索和实践具有极强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研究背景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环保财政支出便是国家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所需财力投入最直接的体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环保财政支出为2441.98亿元，2019年则增加至7390.2亿元，增长了约2倍，呈现出明显的递增态势，政府财政支出在环境治理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如此，环保财政支出在经济总量和全国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依然很小：2010—2019年，全国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仅为0.6%，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的均值仅为2.6%。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环保财政支出规模还具有较大的扩张潜力。但现有研究对以下几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环保财政支出规模扩张的经济影响及其内在理论机制如何？是否有利于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经济影响如何？运用环保财政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环境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以上理论问题亟待进一步解答。
“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推动绿色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十四五”时期的工作重点领域之一。如何运用财政手段赋能环境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对于落实“十四五”时期工作重点领域的目标显得至关重要。环保财政支出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对中国环境治理成效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故厘清环保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及其作用机制是实现环保财政职能优化的重要突破口。
二、环保财政支出的TFP效应和环境效应
本研究将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和环境质量的外部性纳入企业生产函数，并引入污染排放约束、两类金融摩擦（存贷利差和信贷约束）及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参数，构建一个连续时间的随机异质性企业家模型，以中国现实数据为参数赋值依据，运用隐性-迎风算法对模型进行数值求解。
（1）TFP效应。图1给出环保财政支出G变化对TFP及总产出Y、工资率和资本租金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保财政支出增加对TFP、总产出、工资率w和资本租金率rl均具有负影响，且影响力度较弱（所有曲线都相对平缓）。
图1 环保财政支出G变化对TFP、总产出Y、工资率w和资本租金率rl的影响
原因在于，环保财政支出可影响企业家财富积累进而企业间要素配置，在这一作用机制下最终对TFP产生影响。TFP损失主要源于信贷受限（高生产率）企业家因信贷约束而无法获得最优的资本投入（即存在资本错配），而企业家可通过自身财富积累（即自融资机制）来缓解信贷约束导致的要素配置扭曲进而提升TFP。一方面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增加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和提高总体环境质量、促进企业投资，对企业生产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进而有利于企业家财富积累；另一方面环保财政支出增加意味着产出税率增加，这会对企业产出进而对企业家财富积累产生间接负影响。此外，环保财政支出还会通过产出税率影响要素投入成本（包括工资率和资本租金率），进而对企业家财富积累产生间接影响。正是在上述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环保财政支出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行为（即自融资机制）产生激励差异，进而改变企业间要素配置效率，最终对TFP和总产出具有负影响，且TFP效应和总产出效应较弱。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环保财政支出虽然在改善总体环境质量和提高企业有效环境要素（污染排放）投入方面具有积极影响，但这是直接以牺牲企业产出（即缴纳产出税，往往远大于排污税费）为代价的，因此相较于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产出的正向激励，产出税具有更为直接的负影响，故对企业家财富积累进而对TFP产生不利影响。
（2）要素配置机制验证。为进一步直观揭示环保财政支出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TFP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利用数值模拟对这一机制进行验证。具体而言，引入如下两个变量刻画企业间的资本错配程度（二者的值越大，则企业间的资本错配越严重，TFP损失越大）：一是两类企业资本产出比的比值Δ(z)（即非信贷受限企业与信贷受限企业资本产出比的比值）；二是信贷受限企业家累积资产损失份额Ω(z)。
图2 环保财政支出G变化对两类企业资本产出比的比值Δ(z)和信贷受限企业家累积资产损失份额Ω(z)的影响
图2给出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随着环保财政支出G增加，Δ(z)和Ω(z)的值都增大，且这一递增趋势相对平缓，这意味着环保财政支出加剧了具有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在生产要素选择上的扭曲和偏差，从而不利于提升TFP（但这种负效应较弱）。上述机制分析很好地契合了环保财政支出对TFP的影响（图1（a）），进一步证实了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影响企业间要素配置进而影响TFP的作用机制。
（3）环境效应。图3给出环保财政支出变化对污染排放总量和总体环境质量的影响。不难发现，随着环保财政支出增加，污染排放总量减少，总体环境质量显著提高，污染排放总量（或环境质量）的减少量（或提升幅度）的绝对值会随着环保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增加，具体表现为：污染排放总量的递减趋势随着环保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变得更加陡峭（图3（a）），总体环境质量的递增趋势随着环保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变得更加显著（图3（b））。这较容易理解：在环保财政支出用于环境污染治理的初期，由于执行成本、污染治理与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等因素的制约，导致环保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存在时滞，故随着环保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其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质量的积极影响才会凸显出来，而且环境质量的持续提升进一步增加了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即对污染物的吸纳能力），进而加强了环保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
图3 环保财政支出G变化对污染排放总量M及总体环境质量状况的影响
三、政策建议
首先，从环境治理角度环保财政支出规模应当进一步扩大，以持续发挥环保财政支出在提升总体环境质量、减少污染排放方面的重要作用。但环保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落在优化环保财政支出结构上，政府应当注重环境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方向：污染减排技术投入比公共污染治理投入更有效率，即环保财政总支出中应当增加用于企业污染治理与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技术研发投入，而适度减少用于公共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更具体来说，环保财政支出应当更多向绿色技术研发、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环境管理创新、资源综合利用等用于提升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企业污染排放的支出领域倾斜，从源头上减排降污，实现绿色增长、高质量发展。同时，也不容忽视环境监管、公共区域的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等用于公共环境保护或末端治理方面的适度财政支出，以提升总体环境容量，避免出现“公地悲剧”。
其次，应当进一步优化环保财政管理体制，强化环保财政职能，加强环保财政“收与支”对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的调节机制。当前中国环境保护领域的税收规模总体较小，以排污收费和资源税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95—2015年中国排污费征收总额和资源税征收总额占GDP比值的均值分别为0.05%和0.1%，占环保财政支出比值的均值分别为6%和24%，二者与经济总量及环保财政支出规模相去甚远，即使依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2020年9月1日施行）规定针对原油、天然气和煤等具有高排放特征的化石能源矿产的税率区间也仅为2%~10%，依然具有较大上调空间。现行环境保护领域的税收手段对经济和环境应有的调节作用难以得到发挥，因此，应当适度提高环境保护领域相关税种（如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的税率，以此扩大环境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池，充分发挥“庇古税”对污染负外部性的有效矫正作用，确保政府环境支出与环境税收的基本平衡，从而尽可能避免出现“以增长换环境”的现象，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
此外，还应当进一步健全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例如，深化金融市场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机制、提升金融市场资本配置效率，解决某些（尤其是高生产率）民营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以缓解环保财政支出扩大导致的要素配置扭曲和减少TFP损失。
（罗理恒，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献来源：罗理恒.环保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要素配置视角的数值模拟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33(01):3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