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向世界作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今年全国两会，绿色低碳话题依然热度不减。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关键之年，如何把握发展之机，推动绿色转型？看看新闻Knews全国两会特别报道《问政中国》邀请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和上海社科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周冯琦，一起深入探讨。
新能源建设和降碳减排两者缺一不可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再度对“双碳”发展作出战略性指导，提出“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同时，绿色低碳财政支持政策将进一步完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当前的能源消费结构显示，煤电依然是“压舱石”，清洁能源的占比只有25%左右。如何处理好“双碳”目标和稳增长目标之间的关系，把握好两者的平衡，被认为是推进今年重点工作的一个“拦路虎”。
对此，上海社科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周冯琦认为，关键路径在于通过绿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绿色投资的领域，不但涉及新能源体系建设，还能导入节能减排技术领域、绿色消费领域，以及城市低碳基础设施发展，这些都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增长点。此外，通过绿色投资引导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型，也可实现稳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平衡。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指出，当前降低碳排放最为紧迫的是工业、建筑、交通三个领域。在我国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针对碳排放量占到全国碳排放量60%-70%的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交通等行业产业的布局，成为《行动方案》较为核心的主线，并且专门编制了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落实“双碳”目标任务过程中，“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中国”。
外界关注到，在今年地方两会中，有过半数省份明确将着力推进“四个协同”。对此，上海社科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周冯琦认为，“降碳”是做好“四个协同”的“总抓手”。
周冯琦进一步解释说，降碳的引领作用首先体现在促进减污。由于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同根同源，这意味着抓住了降碳这个“牛鼻子”，促进碳减排的同时可实现减污目标。其次，降碳促进扩绿，不仅体现在源头上降低二氧化碳产生，并且，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引入负碳机制，通过扩大国土绿化面积、提高林草碳汇的扩绿方式，在实现“双碳”目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降碳还促进增长，“双碳”目标的约束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经济结构绿色低碳化调整，促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有助于扩大绿色低碳领域投资以及推动绿色消费升级，助力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等。
要实现“四个协同”，必须根据各个地方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推进，不能搞“一刀切”。周冯琦认为，上海的“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通过统筹规划、部门协同实现了两岸企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企业的搬迁，再通过后续的公共空间开发、生态修复，很好地实现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这些工具大有可为
数字化对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被寄予厚望。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预测，在我国碳中和的发展过程当中，数字化降碳贡献度将达到12%至22%。不久前，国家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布局整体规划》提出，到2025年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柴麒敏认为，未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协同发展大有所为。在供给侧，随着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占比逐步提高，通过数字化调节机制，可以帮助风电、光电突破天气等因素限制，保障稳定性产出。而在需求侧，以电动汽车为例，2035年后我国电动汽车保有量或将超过3亿辆，同样需要大量数字技术保障巨大能源需求。此外，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包括5G等新一代通信技术，塑造出很多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全国增加大概2%的能耗，但由此带来20%的减排，具有10倍的撬动效应。”
2021年元旦，中国推出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同样被视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
碳市场建立两年后，我国碳市场覆盖的碳排放总量超过欧盟两倍，但是交易量和交易额分别只有欧盟碳市场的5%和1.3%。因此，如何提升碳市场的参与度和活跃度，成为业界十分关心的话题。
对此，周冯琦指出，实际上欧盟碳市场起步时的交易规模和交易量都比较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欧盟碳市场包含了现货和期货交易，而中国碳市场目前只能交易现货，加上其他因素限制，导致双方的交易规模和交易金额差异很是明显。周冯琦认为，随着未来中国碳市场的行业范围覆盖至钢铁、石化等能源密集型行业，并且适时地引入碳的衍生品交易，碳市场对于降碳减排的意义将进一步放大。
助力全球减碳事业中国该怎么干？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一直是全球减碳事业积极的践行者。今年1月，国新办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记述了中国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一系列成果。
上海社科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周冯琦认为，如何处理好生态保护与脱贫的关系，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生态减贫的“中国智慧”对于助力全球的贫困、发展中国家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提供了有益借鉴。
周冯琦以肯尼亚的内马铁路（内罗毕至马拉巴）铁路举例，这条目前全长约600公里的标轨铁路是中非合作的典范工程之一。肯尼亚有动物大迁徙圣地之称，而中国铁路的设计和建设者们为了让铁路工程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在铁路全线共设置14个大型野生动物通道，建设108座桥梁和数百处涵洞，以保证野生动物自由穿行，还在部分地段安装声音屏障，极大地降低列车“噪音”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内马铁路投入运营后，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为“到肯尼亚最值得参观的景点之一”。
国际气候合作中也不乏博弈，去年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围绕有关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矛头指向了中国。今年2月，欧盟推出《绿色协议工业计划》，再次炒作中国的清洁技术补贴问题。
目前发达国家的行径，在柴麒敏看来，实际上他们已经抛开《巴黎协定》框架下的一系列原则，其采取的单边措施将对全球贸易以及人类福祉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在国际平台上坚定地捍卫《巴黎协定》的原则。总体来说，为应对外部压力，我们有必要在完善协调机制和产业政策方面发力，“最重要的是推动技术创新，提升产品在绿色低碳方面的竞争力，只有练好内功，才能较好地应对国际挑战”。
